1947年春，陕北战场硝烟未散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部署青化砭、羊马河一线作战时，手里有一支部队常被反复点名，那就是第六纵队。与此同时，华东、中原、东北战场，也都有一支“六纵”正在承担硬仗。
“六纵”并不是一个统一番号，各部队的来源、规模和作战区域都不相同。之所以后来常被并列谈起，是因为这四支部队都在关键战役中打出了名堂，司令员也都不是只会带兵冲锋的普通将领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所谓“第五纵队不吉利，因此各野战军不用”的说法，缺乏可靠的统一依据。东北野战军就曾经有过第五纵队。纵队番号主要是根据部队编成和战场需要确定，不能简单用一个数字解释其命运。
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的底子，来自陕甘宁边区和晋绥等地的部队。罗元发长期在一线作战，从基层干部逐步成长起来，熟悉山地作战，也懂得如何把分散力量拧成一股绳。
延安保卫战期间，西北战场兵力有限，部队既要保存自己，又要牵制和消耗敌人。罗元发指挥的部队多次承担阻击、袭扰和穿插任务。后来参加兰州战役时，第六纵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彭德怀用兵有个特点，不轻易把全部希望押在一支部队身上，但到了必须啃硬骨头的时候，又会把能打的纵队推到关键位置。罗元发的第六纵队，正是在这种反复拉锯中形成了敢打、能熬、善于执行任务的作风。
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名气，则更多来自连续主攻。中原战场地形复杂，部队机动作战频繁，既要打城市攻坚，也要在运动战中迅速转移。王近山指挥部队时，作风强悍，敢于把主力放在最关键的突破口。
刘伯承对部队要求极严，战前部署往往细到道路、火力和后续展开。一次作战前，有人担心任务过重，王近山只说：“仗已经摆在这里，不能绕着走。”这句话未必是某次战斗中的原话，却很符合他一贯的指挥风格。
王近山麾下的李德生、尤太忠、肖永银，后来被称为“三剑客”，并非只因为个人勇猛，更因为他们在不同战场上都能独当一面。中野六纵能多次完成主攻任务，靠的是纵队指挥、基层骨干和部队训练共同支撑。
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的代表性战例，是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。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时，华野各部从多个方向压缩包围圈，第六纵队承担了重要突击任务。王必成亲临前线，部队连续突破，最终攻入敌军核心阵地。
王必成被称为“王老虎”，这个称呼背后既有勇猛，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。孟良崮之后，华野六纵又参加了淮海战役，在围歼黄百韬兵团、阻击和追击杜聿明集团等作战中持续投入。它的战果不能只归于某一场冲锋，而是长期作战积累的结果。
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的经历，又带有鲜明的东北战场特点。四平、锦州、沈阳等战役中，部队面对的是装备较强、据点密集的敌军，攻坚和城市作战比重很大。洪学智担任纵队司令员时，既重视战斗部署，也重视粮弹、运输和伤员转运。
洪学智有一句常被部下提起的话：“打仗不能只看前面，后面也要跟得上。”这并不是豪言壮语，却点出了他的长处。东北战场部队规模大、行动距离远，后勤一旦断裂，前线再勇猛也难以持久。洪学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责志愿军后勤，正与这方面的积累有关。
四支六纵的司令员，1955年授衔结果并不相同。罗元发时年46岁，被授予中将军衔；王近山时年40岁，同样是中将；王必成时年43岁，也是中将；洪学智时年42岁，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这种差别不能简单理解为谁的部队更能打。授衔要综合考察革命资历、职务、战功、红军时期经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。四位将领后来走的道路也不同，洪学智长期兼具军事指挥和后勤建设经验，因而在军队中的职务与贡献有其特殊性。
1988年，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两次获得上将军衔的将领之一。民间所说的“六星上将”，正是由两次授衔各为上将、合计六颗星这一特殊经历而来。四支六纵，四位司令员，最终呈现出三位中将、一位两次上将的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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